路易·阿拉贡（1897-1982）年轻时学医，毕业于巴黎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曾在陆军医院服役。1920年弃医从文，与安德烈·布勒东等人创立“超现实主义”文学流派。“二战”后，他加入达达主义阵营和超现实主义文学运动，担任《法兰西文学报》主编达19年。著有《埃尔莎的眼睛》《蜡人馆》《法兰西的晓角》《未完成的小说》等诗集，《法国人的屈辱和伟大》《现实世界》等小说，《巴黎的乡人》《共产党人》等散文集，另有《司汤达之光》《论诗》等文艺理论、杂文和政论集多种，总计达百部之多。为纪念他对法国的贡献，巴黎市中心的圣路易岛最西边的道路旁，矗立着刻有他经典诗句的纪念路牌。法国人称他为“法兰西民族诗人”和“20世纪的雨果”。有论者认为：“无论谁想了解20世纪的历史，都无法绕过路易·阿拉贡的著作。他是我们时代三四位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近期由徐真华、麦梅娟、陈学吟翻译，深圳出版社出版的阿拉贡长篇小说《拿破仑离开厄尔巴岛》（即1958年的长篇小说La Semaine Sainte，以下简称《拿破仑》），让我们看到了经历俄法战争失败的拿破仑第一次被流放后卷土重来、赶走复辟的路易十八波旁王朝，又一次对法兰西国家与欧洲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磅礴画卷，使我们对阿拉贡卓越精湛的文学才华与史诗书写，有了直观的深刻认识。
反映“百日帝国”史的独特视角
这是一部19世纪初叶波澜壮阔的法国社会生活画卷，集历史史实与文学虚构于一体。作者以其深刻的历史洞察力与丰富的文学想象力，书写了1815年春拿破仑离开厄尔巴岛重返巴黎，建立“百日帝国”而震惊欧洲与世界的风云变幻。阿拉贡将拿破仑建立“百日帝国”的史实作为创作依据和作品背景，“通过‘虚构’的形式把那些事实来一次艺术的再创造”，以展现那个动荡时期历史记载中付之阙如的法国社会不同阶层、民众所经历的人间磨难、心灵挣扎与精神洗礼。
作者在扉页开宗明义地宣称：“这不是一部历史小说。凡书中与史实雷同之处，如人名、地点和细节，皆属巧合。”这和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的创作宗旨相仿，即托翁在书中虽然刻画了俄法战争的几大著名战役和双方将领，但以更多笔墨栩栩如生地描绘了上至沙皇、大臣、将帅、贵族，下至商人、士兵、农民等等的众生相，反映他们对于战争的不同态度和情绪，在战争与和平的交替中盈股网配资，展现19世纪初叶俄国社会政治、经济和家庭生活的逼真画面。阿拉贡写《拿破仑》的用意似乎也是如此。他的创作意图并非为这位法兰西皇帝树碑立传，而是将其于1815年3月20日带领上千名士兵离开流放地厄尔巴岛并登陆法国本土的爆炸性消息作为小说的楔子，来呈现整个法国社会的动荡不安和各个阶层民众的激烈反应——无论是卫队官兵、平民百姓，还是将帅军警、王公贵族，都不得不承受改朝换代、战争频仍导致的居无定所、忍饥挨饿的生活磨难，甚至是死亡的威胁，以及由此引发的人性沦丧和灵魂拷问。
作者在书中通过主人公泰奥多尔——一名波旁王朝卫队的火枪手、崇拜拿破仑的青年军官，奉命跟随国王路易十八的御林大军，于复活节前夕仓皇撤离巴黎，顶风冒雨向比利时边境艰难跋涉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来展现他眼中的那个“充满私欲、背叛、傲慢、偏见、谎言，也充满思想、探索和变革的世界”。这一逃难历程，让他亲眼目睹了波旁王朝气数已尽的种种弊端与丑态：国王的流亡大军，沿着圣德尼、博韦、阿布里索、贝蒂纳、圣波勒等地一路北上，在省城府衙、农庄古堡、葡萄园铁匠铺、酒肆杂货店……坏事干尽，丑事做绝。泰奥多尔的眼睛犹如作者安设的随军摄像机，多方位、多角度地摄下了从国王到黎塞留公爵、马尔蒙元帅等保皇贵族逃难时的各种窘状丑行，迫使这位良知尚存的青年军官不得不面对现实。更令他震动的是，他在逃难过程中接触到底层的市井小民，看到了矿工、马车夫、泥水匠、纺织工人、铁匠、乞丐、赤贫的无产者、失地农民们的“悲惨世界”。于是在小说结尾处，他彻底放弃了对行将就木的波旁王朝的幻想。阿拉贡将政权更迭、战争胜负背后的民心所向、历史必然，通过这部小说的精湛描绘表现得淋漓尽致，充分显示了作者高超传神的叙事艺术。
历史的投影与文学的哲思
《拿破仑》也是一部对19世纪初叶法国与欧洲其他国家连年征战的历史充满质疑与诘问的文学反思录。小说主人公并非拿破仑，而是国王卫队的青年军官泰奥多尔，他在逃亡中经历磨难，也经历成长——尤其是精神和心理上的醒悟与蜕变。他对于波旁王朝的所作所为失望透顶，对于拿破仑帝国的穷兵黩武也由崇拜到怀疑，最后付诸行动，脱下军装，回归艺术，完成了由彷徨到果断的人生转折——这才是贯穿全书的精神主线。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部书写以泰奥多尔为代表的青年骑士心灵觉悟和思想成熟的精神启示录。小说一开始，泰奥多尔如愿以偿穿上军装，骑着高头大马，成了国王卫队的火枪手，但他却是前法兰西皇帝拿破仑的崇拜者。在他的眼里，拿破仑从一名出身卑微的普通士兵逆袭成为左右欧洲政治、军事风云变幻的帝国统帅，是法兰西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然而，从1804年至1814年的十年间，他为了维护法国的利益，先后与欧洲列强打仗，甚至远征埃及、俄罗斯等国，最后兵败滑铁卢。表面上看，这是拿破仑军事上的失败，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在延续了二十五年的革命战争和皇帝的战争之后，法国像干渴的垂死之人渴求清水一样渴求和平”（《拿破仑传》）。民心所向，民心思安，才是令拿破仑帝国崩塌的“滑铁卢”。战争的炮火使得卷土重来的拿破仑帝制的春秋大梦化成了一缕青烟。泰奥多尔在逃难途中，对于拿破仑的偶像崇拜开始动摇。他意识到拿破仑帝国的专制独裁与“自由、平等、博爱”背道而驰，于是“不再纠结于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政治立场”。“新的思维方式使他放弃了对波旁王朝的幻想，也不再相信皇帝的征战是为了拯救法兰西的漂亮口号。”
泰奥多尔觉醒了，他毅然决然地脱下军装，拿起了从军前放下的画笔。“面对生活，恰似画家面对画布：作画，就是理清头绪。生活也是如此。”著名美学家克罗齐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1815年春天泰奥多尔的反思与觉醒，其实也是小说作者阿拉贡在140多年后对于现实世界格局的哲思与感悟，并通过其笔下主人公泰奥多尔之口表达出来。泰奥多尔醒悟后于1819年完成了世界名画《梅杜萨之筏》，现存于巴黎的卢浮宫；路易·阿拉贡则于1958年完成了著名的小说《拿破仑离开厄尔巴岛》。正如译者徐真华在《译后记》中所言：“一个伟大的作家，撷取了一段动荡不安的历史，展现了一个不朽的灵魂，成就了一部卓颖超伦的小说。”
（作者为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教授）
作者：钱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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