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阿尔赞斯·德·奥尔赛·维拉（1676—1736）记载，马尼拉的流行商品包括“来自印度的谷物、水晶、象牙和宝石，来自斯里兰卡的钻石，来自阿拉伯的香水，来自波斯、开罗和土耳其的挂毯，来自马来半岛和果阿的各种香料，以及来自中国的白瓷和丝绸服饰”。
中国丝绸和其他精美商品的贸易“绝对是马尼拉存在的理由……在马尼拉，中国人带来了几乎所有可以运往新世界的货物，并且几乎完成了所有的商务和工艺”。这种时尚一旦传到美洲，就会影响墨西哥和秘鲁。秘鲁总督孔德·蒙特雷观察到，“许多印第安人和混血儿都可穿戴丝绸，而且数量很多”。
这些记录者没有提到西班牙人的时尚，说明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丝绸这种织物，而且中国丝绸的风格也确实在16世纪之前就在大都市中流行起来了。亚洲工匠引入的风格大受欢迎，很可能是因为这些织物风格的独特性，以及它们对遥远文明的象征。
来自中国的白色织物备受欢迎，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大多数亚洲织物都用草本染料，可能对水或阳光非常敏感，极易掉色。大多人都认为，胭脂红色比红花染出的颜色持久得多。另一方面，白色的生丝也使当地工匠能够自由地迎合当地人的喜好。当地手工艺人有时会重新编织已经染色的织物，创作出本土图案与欧式图案。这种亚洲生丝、美洲染料与欧洲设计的结合，是墨西哥近代时尚的特色。
亚洲设计的引入信钰配资，使美洲殖民地的审美更为多元。来自亚洲的加工纺织品，促进了美洲社会产生丰富多样的物质文化。它不仅影响了西班牙人和殖民官员的圈子，而且也影响了原住民社区。因此，在市场上随处可见中国丝绸、印度棉布、欧洲亚麻布和羊毛以及当地布料的融合。
文化的多元性跨越了空间和时间，构建了更加全球化的设计体系。以中国一件明朝织物为例，上面的双头鹰暗示了哈布斯堡的王冠，而心形的花瓶则暗示了与菲律宾奥斯定会（Augustinians）的联系。虽然已有现成的传统设计套路，但是很多丝绸织工还是会自行设计纹样。丝绸上的鹰和花瓶周围的交错纹样，就是仿照中国青花瓷上最常见的纹样。诸如莲纹、菊纹等中国风格的花卉图案，还是会出现在19世纪马尼拉生产的披肩上。这件织物融合了不同文化背景的设计思路，可谓与时俱进。
亚洲的花卉纹样是早期全球化最明显的象征之一。花卉有着不同的功能和情感意义，象征着不同的植物、生命周期，以及女性气质。因此，花卉设计不仅代表着异国情调，还反映了对偏远地区的认知。中国和美洲的匠人，还有构建中国与美洲大陆纽带的商人、水手与海运专员，都在亚洲花卉纹样的传播中贡献了力量。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消费者偏爱并支持这种交流和设计的融合。在这融合的过程中，有无数人参与其中，这也说明了审美全球化的深远影响。
挪用中国和亚洲花卉纹样的时尚，绝不仅限于纺织品生产和服装设计。这样的挪用，还可反映出18世纪欧洲人对中国园林文化的极大兴趣。由此，越来越多有关中国植物和花卉的绘画和书籍得以面世。正如艺术史学家王廉明指出的那样，欧洲主顾最喜爱中国园林植物，而非药材和其他异国植物。这种偏好，说明欧洲人相信中国优越的农业条件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并促进欧洲学术团体的壮大。
从亚洲到美洲的移民也带来了新的风格。许多亚洲移民拥有专门的纺织店，可以从“中国姑娘”的故事中看出他们的影响。据说，这位“中国姑娘”与当地的墨西哥人一起设计、推广了新款的丝绸服饰。这种服饰主要是一种无袖的、镶有金边的黑色丝织品，还饰有红色、白色和绿色的刺绣。许多中国人和美洲原住民都穿这种服装，其后来慢慢演变成墨西哥民族身份的一大标志。这段故事证实，亚洲移民和亚洲工匠在墨西哥历史上产生了影响深远的时尚灵感。
与中国同行一样，太平洋彼岸的工匠也喜欢融合两种不同文化的设计。在1644年清朝入关后，明朝官服上的补子被运到了美洲。这些补子描绘了形形色色的禽鸟走兽，象征着文武百官的官阶。这些补子可以是通货，可以是衣柜中的收藏，也可以是重复使用的重要材料，可以说是从各个维度上提升了服装的价值。具体而言，它们衍生出墨西哥丝织品中的新设计，比方说一张17世纪的挂毯就出现了鹈鹕纹样。
鹈鹕本是传统的基督教象征，在此被渲染成中国神话中凤凰的样子，嘴很短，尾巴很长。鹈鹕的姿态、翅膀的刻画风格，以及嘴里叼着花的细节，都很像明末的仙鹤补子。通过将亚洲元素与传统的欧洲文化符号相结合，墨西哥工匠融汇了本土风格与外来风格，这件织物既是本土的，又是外来的。仿制为商业流通和市场联系增添了活力，提供了更多样的文化元素。
（作者为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作者：段晓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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